法律基础

引渡的法律基础是一个主权国家对犯罪的管辖权，包括属地，属人和其他管辖权等。也就是说，请求引渡的国家，基于国际法上承认的依据，对该名身处他国境内罪犯享有管辖权。

可以引渡的罪行在19世纪以前主要是政治犯，异教徒和逃兵。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得胜利，罪刑法定和民主原则得确立使引渡的对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各国变为只引渡普通刑事犯。"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习惯法则。

法律依据

引渡条约使国家间引渡罪犯依据。因为国际法上没有赋予国家以引渡的义务，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是否将罪犯引渡回申请国完全是被申请国自己的事情，对于赖昌星案件来说，如果中国和加拿大没有引渡条约，那么加拿大想引渡就引渡，不想引渡就不引渡，我国没有丝毫办法。

但是如果有了引渡条约就不一样了，引渡条约一般会约定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关于互相引渡罪犯的相关条件和其他事项.如果在条约中承诺对某个国家的罪犯进行引渡，那么引渡就成为了国际义务，必须履行，没有正当理由不能随便拒绝引渡。

涉及公约

2014年以来到现在，中国已经完成10项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谈判。我国与泰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哈萨克斯坦，蒙古，吉尔吉斯斯坦等一些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并且参与了很多实际上涉及引渡问题的公约，比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等。

截至2014年7月底，我国已与51个国家签订含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条约，与38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但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官员外逃往往又把发达国家作为目的地。中美之间还没有签订引渡协议，这使得美国成为我国外逃贪官的后花园。如果中美之间能够不断深化反腐合作，乃至最终签署引渡协议，对外逃贪官将构成巨大震慑。

截至2014年11月，中国已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其中29项已生效），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其中46项已生效）。西方发达国家系中国罪犯外逃主要方向之一。中国先后与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意大利、葡萄牙等西方发达国家签订引渡条约；与美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比利时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截至2015年3月，我国已缔结双边引渡条约39项，30项生效；刑事司法协助条约33项，29项生效；移管被判刑人条约12项，9项生效。 7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引渡条约》正式生效，由此已经生效的引渡条约上升为31项。

国际合作

1998年自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成立以来，中美在包括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案的许多案件上进行了成功合作。外交部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建立了司法执法合作磋商，为对外开展追逃追赃合作提供了重要渠道。[4]

2004年4月，通过JLG合作平台，中方成功将涉嫌侵吞中国银行数亿美元资金的主犯余振东从美国遣返回国。中加双方通过司法和执法合作磋商机制取得了不少具体成果，加拿大方向中国遣返了潜逃12年的赖昌星，遣返了合同诈骗犯曾汉林，为李东虎、李东哲回国自首提供了协助。

2012年8月，涉嫌巨额诈骗的犯罪嫌疑人高山在中方持续政策攻势和强大缉捕压力下从加拿大回国自首。

2013年6月，中国与加拿大谈判完成“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这是中国就追缴犯罪所得对外谈判的第一项专门协定，目前双方正在抓紧准备签署。这项协议生效后将对中加两国腐败资金的追查追讨和返还提供更宽厚的条件。中国其他部门也在就此进行相关合作，比如中国银行和很多国际同行在反洗钱上进行合作，外交部官员也参加了相关谈判。

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谈判、履约和相关工作。《公约》首次在国际层面建立了反腐败预防机制、刑事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司法合作和执法合作机制、资产追回与返还机制等，为中国开展追逃追赃奠定了多边法律基础。

2014年以来，中国明显加大对《公约》的推动力量，特别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出面开展工作。中国领导人的努力得到很好的回应，其他国家纷纷做出积极表态，一致表示不会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通过中国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反腐败工作在整个国际上得到高度重视，政治氛围已经形成。

2014年10月，中美双方同意推动在调查、追踪、冻结、追缴、返还腐败资产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重点追缴和返还腐败犯罪资产，双方希望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争取在个案合作上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

引渡案例

我国成功引渡的案例：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3任行长挪用公款4.83亿美元的案件，我国外交部门成功将这起新中国最大的银行监守自盗案的犯罪人引渡回国。

相关事件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2016年5月1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摩洛哥王国引渡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