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东晋(公元317-420年)一百多年，进行过多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离胜利距离最近的一次，当属东晋末年刘裕领导的义熙北伐。宋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脍炙人口的名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赞美的就是这次北伐。然而，和历次北伐一样，义熙北伐最终也草草收场，眼睁睁地丢掉了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

北伐灭南燕

前因

晋元兴二年（404），刘裕起兵击败篡晋称帝的桓玄。次年，拥戴晋安帝复位，控制东晋朝政。南燕主慕容超见东晋内乱，从义熙二年（406）起，多次派兵袭扰东晋边境，南下攻掠淮北。彭城（今江苏徐州）以南晋民，纷纷筑堡自卫，抗击南燕军。时南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慕容超信用奸佞，诛戮贤良，赋役苛重，激起民众强烈反抗。

刘裕为抗击南燕，外扬声威，遂欲挂帅北伐。时朝臣多劝阻，刘裕不从。五年四月，自建康（今南京）出发，率舟师溯淮水入泗水。

经过

晋义熙五年（南燕太上五年，409年）四月至次年二月，东晋中军将军刘裕率军攻克燕都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灭亡南燕的著名战争。

义熙五年正月，南燕帝慕容超嫌宫廷乐师不够，欲对东晋用兵掠取。二月，慕容超轻启边衅，进击东晋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掠走百姓2500人。刘裕为抗击南燕，外扬声威，于四月自建康（今南京）率舟师溯淮水入泅水。

五月，进抵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留船舰、辎重，改由陆路进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为防南燕以奇兵断其后，所过皆筑城垒，留兵防守。南燕鲜卑人恃勇轻敌，对晋军进入其境不以为虑。慕容超没有采纳征虏将军公孙五楼“凭据大岘山（今山东沂山）之险，使晋军不能深入”或“坚壁清野”、“断晋粮道”之良策。

六月，刘裕未遇抵抗，过莒县（今属山东），越大岘山。南燕主慕容超先遣公孙五楼、贺赖卢及左将军段晖等，率步、骑兵5万进据临朐（今属山东）。慕容超得知晋兵已过大岘山，自率步骑4万继后。燕军至临朐，慕容超派公孙五楼率骑前出，控制临朐城南的巨蔑水（今山东弥河）。与晋军前锋孟龙符遭遇，公孙五楼战败退走。

刘裕以战车4000辆分左右翼，兵、车相间，骑兵在后，向前推进。晋军进抵临朐南，慕容超派精骑前后夹击。两军力战，胜负未决，刘裕采纳参军胡藩之策，遣胡藩及谘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向弥率军绕至燕军之后，乘虚攻克临朐。慕容超单骑逃往城南左将军段晖营中。刘裕纵兵追击，大败燕军，段晖等十余将被斩。

慕容超逃还广固。刘裕乘胜追击北上，攻克广固外城。慕容超退守内城。刘裕筑围困之，招降纳叛，争取民心，并就地取粮养战。慕容超被困于广固内城，先后遣尚书郎张钢、尚书令韩范，驰往后秦求援。七月，后秦主姚兴派卫将军姚强率步、骑兵l万，与洛阳(河南洛阳东北）守将姚绍汇合，统兵共救南燕。并遣使向刘裕宣称，后秦以10万兵屯洛阳，若晋军不还，当长驱而进。刘裕识破姚兴虚张声势，不为所动。不久，姚兴被夏主刘勃勃击败于贰城（今陕西黄陵西北），遂令姚强撤周长安（今西安西北）。慕容超久困于广固，不见后秦援兵，欲割大岘山以南与东晋为条件，称藩于东晋，刘裕不允。南燕大臣张华、封恺、封融及尚书张俊相继降晋。

九月，刘裕截获为借兵去后秦的韩范，使其绕城而行，以示后秦救兵无望，城内南燕守军惊恐。十月，燕臣张纲被俘，晋军制成飞楼、冲车等各种攻城器具，加强攻防能力。

六年二月，南燕贺赖卢、公孙五楼率军挖地道出击晋军，被击败，退回内城。刘裕乘机四面攻城，南燕尚书悦寿打开城门迎降，晋军攻入广固内城。慕容超率数十骑突围而走，被晋军追获，送至建康斩首，南燕亡。

北伐灭后秦

诱因

后秦于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首次击降西秦之后，又于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击灭了后凉，势力大增，成为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义熙五年，后秦弘始十一年、夏龙升三年（公元409年），秦、夏两国连续发生了征战。当年四月，夏主率骑兵2万攻秦，掠夺平凉的杂胡7000多户，进兵屯于依力川（今甘肃平凉附近）。九月，秦主姚兴率军回击夏军，秦军大败，秦将姚榆生为夏军生擒，左将军姚文崇等拼死力战，夏军才退走，姚兴也返还长安。

接着夏军又攻占后秦的敕奇堡、黄石固、我罗城等地。义熙六年、后秦弘始十二年、夏龙升四年（公元410年），夏主又派左将军赫连罗提攻占后秦之定阳城（今陕西富县境），坑杀秦军4000人。接着，夏军又进击陇右地区，攻占白崖堡，兵逼清水（今甘肃清水）。义熙七年、夏龙升五年、后秦弘始十三年（公元411年）正月，秦姚详屯守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被夏军逼迫弃城南逃。夏军追及将姚详杀死，俘其全军。夏主赫连勃勃再南攻安定（今甘肃镇原南），于青石北原击败后秦尚书相佛嵩，俘其吏民4.5万人。

义熙十二年、夏凤翔四年（公元416年）六月，夏军攻占了上邦，杀秦州刺史姚军都及将士5000多，毁上邦城，接着进攻阴密（今甘肃灵台西50里），又杀秦将姚良子以下1万多人。秦征北将军姚恢弃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奔回长安。安定人胡俨等率5万户举城降于大夏。后秦与大夏之间的连年征伐，进一步消耗和削弱了秦军的实力，为东晋灭亡后秦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东晋在击灭南燕后，刘裕原想乘胜向后秦进攻，但因卢循、徐道覆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逼近建康(今江苏南京），朝廷急调刘裕回归，以镇压农民起义军。

因而，东晋只得顺延了击灭后秦的时间表。至晋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刘裕相继镇压了卢循、徐道覆起义军，剪除了荆州刺史刘毅、兖州刺史刘藩及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等，平定了益州，打击了晋宗室司马休之等势力，政局稳定，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步增强。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初，后秦主姚兴病亡前后，姚弼、姚情、姚宣、姚耕儿等明争暗斗，争夺帝位，政治动乱，人心浮动，叛离者日增；连年与大夏、南凉、西秦等征战，国力受到严重削弱，丧失了强国地位。加之北魏势力下降，无力他顾。这些，都为东晋击灭后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刘裕遂据此定下了出兵灭秦的战略决策。

发动

东晋义熙十二年、后秦永和元年（公元416年）八月十二日，刘裕率军自建康出发，各路大军也相继按预定策划出动。

晋军攻取洛阳

九月，刘裕率军进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前锋王镇恶、檀道济军也进展顺利，自进入秦境以来所向皆捷。秦将王苟生以漆丘（今河南商丘以北）降于王镇恶军；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今河南沈丘)降于檀道济军；后秦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董遵坚守城邑不降，檀道济攻克该城，将董遵斩杀，旋即攻克了重镇许昌（今河南许昌东），俘获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与此同时，建武将军沈林子军，自汴水进入黄河，襄邑（今河南睢县）董神虎率领1000多人响应晋军。沈林子随即与他共攻仓垣（今河南开封北），攻克了该城，后秦兖州刺史韦华降服。

十月，晋军进占了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王镇恶、檀道济两军旋即会师于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后秦镇守于洛阳的征南将军姚洸，见晋军逼近，派人至长安求救。后秦主姚泓命越骑校尉阎生率骑兵3000、武卫将军姚益南率步兵1万增援洛阳，并令并州牧姚懿自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进屯陕津（今山西平陆东南，即古茅津渡），以为声援。此时，宁朔将军赵玄向姚洸建议说：“今晋寇益深，人情骇动；众寡不敌，若出战不捷，则大事去矣。宜摄诸戍之兵，固守金墉不下，晋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战而坐收其利也。”姚洸的司马姚禹及主簿阎恢、杨虔皆妒恨赵玄，便暗中与檀道济相通，极力反对赵玄的建议，并怂恿姚洸分兵防守各地。

姚洸中计，派赵玄分兵1000前往防守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以广武将军石无讳东至巩城（今河南巩县西南）防守。继之，成皋、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皆降于晋军，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军由成皋顺利西进。石无讳进至石关（今河南偃师西），得悉晋军已至，便退兵洛阳；赵玄与晋军战于柏谷坞，兵败战死。十月二十日，檀道济军逼近洛阳，二十二日姚洸出城降晋。檀道济俘秦军4000多人。此时后秦越骑校尉阎生和武卫将军姚益南正率部赶赴洛阳途中，得知洛阳失守，不敢再向前进。

晋军夺取潼关

刘裕原先命令前锋军攻取洛阳，且待后续主力到达之后再继续西进。但王镇恶等见后秦内乱纷起，潼关守军薄弱，便当机立断，不待刘裕大军到达，分兵两路西进。一路王镇恶军至渑池（今河南洛宁西），派部将毛德祖进攻秦弘农太守尹雅，于蠡吾城（今河南洛宁西），生擒尹雅，王镇恶军迅速进抵潼关（今陕西潼关北）城下。另一路檀道济、沈林子部，自陕（今河南陕县）北渡黄河，向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进攻。

后秦河北太守薛帛逃往河东，檀道济等军进攻蒲阪，被守将后秦并州刺史尹昭击退，檀命别将再攻匈奴堡，又被秦将辅国将军姚城都击败。此时，后秦以东平公姚绍为太宰、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改封鲁公，率武卫将军姚鸾等步骑兵5万防守潼关，又命姚驴率部增援蒲阪。沈林子认为，蒲阪城池十分坚固，兵力众多，难以很快攻取；王镇恶孤军于潼关，不如南下与王镇恶合军攻打潼关，潼关既破，尹昭不攻自溃。

檀道济同意沈林子的意见，遂引军自蒲阪南下。三月檀道济、沈林子军到达潼关。姚绍率兵出战，檀道济、沈林子将秦军击败，斩俘秦军1000多人。姚绍退兵定城（陕西潼关西30里），凭险据守，告诉众将说：“檀道济等兵少势弱，孤军深入。敌只能坚守城池，以待后援。我分兵断其粮道，当可将敌坐擒。”于是，便派将军姚鸾截断大路，以阻止晋军的粮运。

姚鸾先派将军尹雅与晋军战于潼关之南，被晋军战败生擒。三月初四日，沈林子乘夜率勇锐士卒偷袭姚鸾军营，杀姚鸾及秦军数千人。姚绍又派姚赞屯兵于河上，欲断晋军水运。沈林子再率军进击，姚赞兵败，逃回定城。此时，秦将薛帛举河曲降晋，不久，晋军给养不继，军心浮动，全军顿兵坚城，不得前进，军中纷纷提议撤军东归。

此时，将军沈林子按剑怒斥说：“今许、洛已定，关右将平，事之成败，系于前锋。且大军尚在远方，敌军兵众气盛，想要撤军，也难以安全退走。我决心单独率部继续完成受领的使命。”王镇恶等人遂镇定下来，派出使者驰告刘裕，请求速派援军，运送军粮。使者晋见刘裕，刘裕以魏紧跟于黄河北岸并进，威胁重大，而拒绝派兵增援。王镇恶等于是亲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动员民众，捐献军粮，才解了缺粮之危，军心趋于安定。

四月，姚绍再次命长史姚治、宁朔将军安鸾、护军姚墨蠡、河东太守唐小方率2000人屯守河北的九原，企图再断晋军粮道，又被沈林子击败。姚治、姚墨蠡、唐小方均被斩首，其全军几乎丧尽。姚绍听说姚治等人兵败身亡，悲愤已极，发病呕血，将兵权交予东平公姚赞之后死去。旋即，姚赞率兵偷袭沈林子军，又被沈林子击败，双方形成相持局面。

借道北魏

刘裕亲率大军于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正月离开彭城（今江苏徐州），自淮水、泗水进入清河。三月初八，刘裕以左将军向弥率部分兵力屯于黄河重要渡口碻璈（今山东东阿西北），自率大军进入黄河；魏军为防止晋军于黄河北岸上陆向魏进击，也以数千骑兵沿黄河北岸跟随刘裕军西行，凡漂流至北岸的晋军人员，均被魏军擒杀。刘裕数次派兵上岸攻击魏，刚一登岸，魏军便逃离岸边。为击败魏军的袭扰，刘裕命数千勇士，车百乘，由丁旿和宁朔将军朱超石率领，携带强弓利箭，登上黄河北岸，列阵而进。

魏军立即前来进攻，魏将长孙嵩率骑兵3万四面围攻晋军。晋军拼力死战，魏军被利箭射杀者甚众，死尸堆积遍地，魏将阿薄干被斩，魏兵败退走。朱超石率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追杀，又斩俘1000多人。四月中旬，刘裕进至洛阳，为防止魏军的袭击，在洛阳停军两个月，部署后方的防卫。七月，刘裕进至陕地（今河南三门峡），将军沈田子、傅弘之进入武关（今陕西商县南），后秦守将逃走。沈田子等军进占青泥，后秦命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兵于峣柳(今陕西商县西北），阻击沈田子军。

峣关激战和攻克长安

八月，刘裕大军进至阌乡（今陕西潼关东）。刘裕顾虑沈田子等军力薄弱，为使其更好地牵制和吸引秦军兵力，便派将军沈林子率军前往支援。此时，沈田子等正准备攻击峣柳。后秦主姚泓本欲率军迎击刘裕军于潼关定城，但顾虑沈田子等军突袭其侧背，于是决定先率军消灭沈田子军，然后再倾全国之军迎击刘裕的主力大军。八月，姚泓所率数万骑兵，突然进至青泥（在峣柳附近）。沈田子得知姚泓率大军而来，欲乘秦军刚刚到达，向其攻击。

傅弘之认为敌众我寡，不应出击。沈田子说：“兵贵用奇，不必在众。且今众寡相悬，势不两立，若彼结围既固，则我无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营陈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于是，决定先率自己本部兵马向敌攻击，傅弘之跟随于后。沈田子军被秦军重重包围，沈田子激励士卒奋力拼杀，大败秦军，斩秦军1万多人。姚泓率败军退返长安。当沈林子军到达峣柳时，姚泓军即已退走，于是，沈田子与沈林子合军共追秦军。关中许多郡县见姚泓兵败，暗中纷纷降于晋军。

八月初二，刘裕到达潼关，即以朱超石为河东太守，命其与振武将军徐猗之于河北会合薛帛，共攻重要战略渡口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后秦平原公姚璞与姚和都击败晋军，斩了徐猗之，朱超石逃回潼关。此时，王镇恶请求率领水军从黄河入渭水，逼向长安。刘裕采纳了他的建议。王镇恶军出发后，正值后秦恢武将军姚难由香城（今陕西大荔东）率军西撤，王镇恶跟踪追击。

姚泓率兵由霸上到达石桥（长安城洛门东北），接应姚难；以镇北将军姚疆和姚难合兵守卫泾上（今陕西高陵境)，迎击王镇恶军。王镇恶命将军毛德祖率部攻击，将秦军击败。姚疆战死，姚难逃回长安。东平公姚赞得知晋军迫近长安，便率军由定城退往郑城（今陕西华县）。刘裕大军随之逼近。后秦主姚泓见长安危急，自己尚有数万军队，可以抗击晋军。遂令姚丕军防守渭桥（长安城北），胡翼度军防守石积（长安城东北），姚赞军防守霸东（霸水东岸），姚泓自己率军守卫逍遥园（长安城西）。八月二十三日，王镇恶乘蒙冲小舰进至渭桥，弃船登岸。

当时，由于渭水湍急，大部舰船皆被冲走。王镇恶乘势激励部众说：“吾属并家在江南，此为长安北门，去家万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则骸骨不返，无他歧矣，卿等勉之！”于是，身先士卒，率军进击姚丕军。姚丕战败，姚泓率兵来救，与姚丕败兵互相践踏，也不战而溃。姚谌等皆战死，姚泓单骑逃回宫内。王镇恶军由平朔门（长安北门）攻入长安城，姚泓与姚裕率数百骑逃奔石桥。东平公姚赞得知姚泓兵败，率众往救，士众皆溃逃。八月二十四日，姚泓率群臣至王镇恶军营投降，至此，后秦便宣告灭亡。

刘裕回建康

是他留在朝中的盟友刘穆之去世了。而刘穆之去世的原因，正是由于刘裕的急于称帝。当晋军攻下洛阳的时候，刘裕觉得自己居功至伟，有了更多和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派人回到建康向皇帝索要九锡。九锡包括车马、衣物、卫兵等，由皇帝奖赏给功臣，是一道权臣篡位前的必经程序，比如司马昭和桓温打算篡位时都曾经向皇帝索要过九锡。

刘穆之没有想到刘裕这么明目张胆地藐视朝廷，羞愤之下竟然病发去世了。这一下刘裕觉得在朝中失去了心腹和根基，顿时担心起自己的地位来。他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做安西将军，让他镇守长安，自己连忙赶回建康。当他离开的时候，满怀希望的长安百姓都无比痛心失望，纷纷来到刘裕门前请愿。

但在刘裕看来，这些当然远没有他当皇帝重要，他不顾百姓们的挽留，终于还是离开了。后来夏国王赫连勃勃进攻关中，刘义真撤回江南，本来很有希望的北伐事业就这样功亏一篑了。但因刘裕在晋朝末期收复北方的青、兖、司三州，大致拥有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东晋南朝时期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一个王朝。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直至青州已为南朝版图，江淮流域得到保障，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未能达到的。

总结

总的来看，刘裕两次北伐，既抵抗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南方的侵扰，又保护了南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证了江南经济开发不被破坏。

同时北伐又扩大了南朝的领土，刘宋也成为南朝中领土最大的政权，北伐也为南朝引入了新的政治力量，这些又为南朝抵抗北魏提供了条件。

只有等北方民族融合完成，统一条件成熟后，南北才又归于统一。刘裕北伐建立的功勋也受到了后来史家的赞扬。王夫之说：“宋武兴，东灭慕容超，西灭姚泓，拓跋嗣、赫连勃勃敛迹而穴处。自刘渊称乱以来，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后乎此者，二萧、陈氏无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则永嘉以降，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刘氏耳。”。王夫之的高度评价使我们对刘裕北伐的功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胜利原因

北方民众的支持

刘裕发动的几次北伐，受到北方民众的拥戴。早在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首次北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这次北伐后秦，晋、秦两军在潼关相持，“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刘裕入长安，“长安安堵如故”，及至“三秦父老闻刘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理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祝。

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之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上述记载，反映出北方汉族民众对刘裕北伐的支持，这是东晋获胜的主要原因。北方各族人民饱经战乱之苦，渴望国家统一，家居安稳，尤其是广大的汉族民众，由于有很深的奉晋朝为正朔和认同本民族政权的心理，所以他们希望晋王朝重统江山。

另一方面，尽管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汉化程度较高，也采取一些汉族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但在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初期，由于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还远未达到与汉族完全融合的程度，所以汉族民众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仍怀有戒心④。一旦东晋兴兵北伐,北方汉族民众总要起来响应，这就是为什么东晋的北伐能够取得一些成功的原因。北方汉族民众所持的上述民族认同心理，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对其不能过分苛责。而刘裕及其部将懂得怎样迎合北方汉族民众的这种心理。

北伐之初，刘裕传书北魏，解释借道伐秦的意图，打的旗号就是：“洛是晋之旧京，而羌姚据之。晋欲修复山陵之计久矣”。檀道济、王镇恶等在攻占洛阳、长安时，“以国恩抚慰，号令严肃”，安定了人心，“戎夷感悦”，“百姓安堵。所以说，北方民众尤其是汉族士人对东晋的支持，是刘裕两伐中原之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南燕和后秦的动乱

南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慕容超信用奸佞，诛戮贤良，赋役苛重，激起民众强烈反抗。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初，后秦主姚兴病亡前后，姚弼、姚情、姚宣、姚耕儿等明争暗斗，争夺帝位，政治动乱，人心浮动，叛离者日增；连年与大夏、南凉、西秦等征战，国力受到严重削弱，丧失了强国地位。加之北魏势力下降，无力他顾。这些，都为刘裕击灭南燕，后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

南燕王朝，本为后燕分裂出来的一个小的割据势力，其统治的地区仅为今山东济南以东，枣庄以北至渤海之滨，在东晋十六国后期为一区区小国。它既无开明的政治措施，又不发展社会经济，只有封闭式的割据统治与压榨。北中国的百姓早已对这种割据分裂，兵连祸结的混乱局面，恨之欲绝。特别是原来从北方随东晋东迁的吏民，更怀有热切统一北方、回归故里的愿望。故而，刘裕兴师北伐，适应了当时人民的要求，使晋师所到之处，呈现出一片“华夷大悦”的局面。这便成为东晋制胜政治上独有的优势。

雄厚的战争实力

晋王朝，自定都江南以来，虽内乱不已，多次发生过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但基本上维持着一统江山，远远不像北方多东国纷争，兵祸蜂起，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的凋敝残破局面。刘裕当政后，采取了减轻赋税、发展生产的措施，加上江南的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使东晋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训练和征调了强大的车、步、水、骑等大量军队。这支军队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明显地优于南燕军，为战胜南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北伐目的

疑点一

这次刘裕一生中唯一的重大失败，也给后人留下了两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一、刘裕发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动机何在？二、假如刘穆之不死，刘裕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吗？

自从崔浩将刘裕比作晋室的曹操开始，到如今涉及此段历史的多数文章，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大同小异：刘裕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不过，说得人多就代表正确吗？这个答案果然是无懈可击吗？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儿，不要只睁着刘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漏洞很大。

刘裕要取司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这和北伐没有必然联系，北伐成功对他建立新朝只是一个有利条件，绝非必要条件。假如刘裕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发动这次战争。

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已经对内平定桓玄与孙恩、卢循之乱，相当于两挽东晋这座危楼于既倒，对外则攻灭了南燕和谯蜀两国，并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复十三郡领土。这样的武勋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代魏的司马氏祖孙（即使把篡位前司马氏四代老板的战绩加起来，对内也没有可与刘裕相提并论的功勋，平定淮南三叛性质上仅与刘裕摆平刘毅和司马休之差不多，而对外也只灭掉了一个蜀汉）。

再看看刘裕之后，无论是南朝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欢、宇文泰、杨坚，论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刘裕项背。（尤其是杨坚，这位隋文帝在篡位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功绩，甚至还不如桓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这一群篡位皇帝中的最成功者。从杨坚的成功，我们可以这样作相反的推想：假如桓玄称帝之后的表现不是那样差，也没有倒大霉遇上刘裕这个煞星的话，楚朝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正统朝代，堂而皇之地写入二十四史。）

如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们，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凭什么武功已经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刘裕就还得再灭一个后秦？

另外从刘裕回师后的具体行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刘裕东归后，他的常驻地仍是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国都建康。他也没有在其北伐成功，声望最高的义熙十四年称帝，而是又等了两年，那时晋军已在关中失利，刘裕的声望已然受损。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刘裕回来后并没马上把改朝换代当成第一要务；二、他要称帝，其实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总之，刘裕回来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并不是为了篡位而回来，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至于说刘裕不想一统天下，就像说某位穷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辈子创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为了当老板，并不想赚钱一样，你信吗？对已经是国家实际元首的刘裕而言，假如能够完成统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刘裕及其子孙，故而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也比那些“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扫平列国的动力。

虽然在商战中，每一个神智正常的公司经营者（少数别有用心的诈骗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并不妨碍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亏损以至破产。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能不能盈利，并不是由公司老板个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决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种因素的制约，经营天下者，业务自然更加复杂，但原理与此类似。那么假设上天格外眷顾，让刘裕始终能后顾无忧，放手于北征，他能开创一个统一的王朝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刘裕不能“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无法巩固他占领的地区；二是由于兵种、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晋军在华北作战将是以短击长，所以刘裕“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北魏军）争夺河北”。

这两条理由有道理吗？都有。但果然无懈可击吗？恐怕不见得。别的不说，就以崔浩服务的北魏帝国为例：当年拓跋珪称王于牛川时，它只是塞外一个落后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较之江东与关中，恐怕只大不小，后来击败后燕，便成功入主发达富庶的河北之地，并且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难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于燕赵之地”？

当然，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不能简单类比，要研究拓跋珪做到的事刘裕能不能做到，我们不妨仔细审看一下现存的资料，利用一些疑点进行推测，看看刘裕本来打算怎么做？

刘裕对关中人事安排的一大疑点是：他明明不信任王镇恶，手下也并非没有其他将才，为何还将关中防务这样的重任交给此人？最常见的解释，是说王镇恶在灭秦之战中功劳最大，所以这次任命属于论功行赏。

但这种解释，显然会在另一个重要人物身上碰钉子，这便是那位论行政职务还在王镇恶之上的安西长史王修（按两汉至魏晋的习惯，长史为掾属之长，而且后来王镇恶被杀后，王修未经刘裕批准，就能任命毛修之接任安西司马之职，也可见一斑）。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位如此重要的王长史，却在《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中都没有传记，我只能确定，他并非出自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这两大政治豪门，而且就在下所看到的史料而言，在他被任命为安西长史之前，这个人就没在史书中露过脸。这就奇怪了，这么一个要名气没名气，要功绩没功绩，要后台没后台的“三无”人员，怎么就能平地一声雷，跃居众多名将谋臣之上？

好在史书在他头次出场时提供了一点线索：“（刘裕）以太尉咨议参军京兆（人）王修为长史”，京兆，就是晋朝时长安所在的郡名。现在看出来了吧，王修和王镇恶之所以让刘裕选中的共同点在哪儿？提示一下：并非都姓王。

疑点二

值得推敲的另一大疑点是：刘裕为何只给王镇恶、沈田子等人留下一万精兵？不管以哪个标准衡量，要守卫关中故土，一万人太少了。需知关中周边，强敌林立，即使不考虑东北面的北魏与西北面的西秦、北凉等潜在敌国，只要出长安北行不过二百里外，就有赫连勃勃的夏国军队。

参考夏国以前的战争经历，赫连勃勃能够动员的兵力肯定不少于五万，而且多是些机动性极强的凶悍铁骑，如果中途不受阻拦，跑快点的话，他们只用一天时间就可以冲到长安城下观光！难道刘裕对自己的儿子和百战而得的战果就如此漫不经心吗？

另外一条记载，从侧面解答了这个问题。

在王镇恶被杀前，关中晋军内部出现他要杀尽南人，自立为王的流言。尽管这肯定是一条谣言，但一条谣言要能流传开来，它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潜在可能性，否则骗不了这么多身经百战的老兵。

这条谣言揭示了问题是，怎么杀？且不说王镇恶的武艺是出了名的差劲，就算他是东方不败或者独孤求败投胎，也很难相信他能自己动手，杀掉一万精兵。因此，在此时王镇恶手下的军队中，一定有不属于那一万北府老兵的新军存在，考虑到流言的内容和关中防务的需要，新军的数量上限无法确定，但下限应不少于一万人。

至此，综合这些零散的蛛丝马迹，也许我们已经逐渐走近历史的真相了：

一、就像二十多年前，已故的“总设计师”认识到不能以大陆之教化施于港澳，从而出现了今天的“港人治港”与“澳人治澳”一样，刘裕出台的政策，是以关中人治关中。因此，他才会提拔了功绩、名声都不显赫的关中人王修，而不用有世家背景的谢晦、王弘等人，或与自己相识已久，关系更亲密的南方旧人如张邵、孔靖等。换句话说，刘裕并不打算“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

二、刘裕要进一步北伐，完成一统，打下华北以至塞北，仅凭现有军队，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刘裕实际上已在北方人中着手编组新军，负责人就是在北方民众中拥有巨大号召力的王猛的孙子——安西司马王镇恶。假如不发生后来的一系列变故，刘裕仍是有经营北方打算的，那时他用于征战北方的军队，将不仅仅是“吴越之兵”；

三、结合上两条，崔浩预测正确的是结果，而非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从不少迹象来看，崔浩作为一个汉人，可能仍存在对南方政权的认同，他的话不一定完全代表其真实看法）。假如不发生刘穆之逝世和关中变乱的事，那么阻止刘裕统一最大障碍，可能是时间。此时夏和北魏都非国势混乱的将亡之国，刘裕并不具备明朝初年那样速定北方的条件，只有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逐个消灭。但要达成这一目标，起码先得把关中由占领区变成领土和后方基地，同时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特别是骑兵部队，这些事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而从刘裕离开关中之时，距离他寿终正寝之日，已经只有三年半了！总之，如果一切顺利，刘裕统一天下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非常微小，估计超不过一成；

四、在刘裕手下，既有北方人望，又有大将之才者，唯王镇恶一人。这使得刘裕只要还存有进取北方的念头，他对王镇恶就很难做到“疑人不用”。但在权术硬币的另一面，一个既有能力又有人望，而且不太听话的下属，又是让每个专制君主（刘裕早已是事实君主）夜不能寐的病根所在，再考虑到自身崛起的经历，要让刘裕对王镇恶做到“用人不疑”，也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一两难处境，将刘裕在关中的人事安排，逼上了一条危险的钢丝，并且最终因为一步失误，全盘皆输！

五、刘裕计划失败的关键，是王镇恶与王修的被杀。王镇恶被杀，使组建新军的努力告吹；王修被杀，使稳固关中的设想破产。而且这两人，原先都是关中汉人心目中的骄傲，也是刘裕赢得关中人心的关键。然而，仅仅在不到一年间，这两个人就相继被害了，而且还是被与刘裕一样的南方人杀害的，这一事实极大的打击了关中人对南方政权的认同感，而彼此的不信任又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于是北方人大批叛逃，南方人大肆抢劫。晋军与关中百姓的关系，终于由王镇恶入潼关时的鱼水交融，演变成朱龄石出长安时的水火不容！其中的教训，实在值得后人深思。

综上所述刘裕北伐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扩大自己势力、趁机获取篡夺帝位的政治资本的途径。

评价

刘裕所策动的北伐，尤其是北伐后秦之战，是东晋北伐历史上最成功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虽然刘裕北伐，还抱有个人或集团的目的，但它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其历史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

司马光叙述刘裕北伐成功后匆忙东归，关中复失时，大发感叹：“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不像司马光只是大发感叹，王夫之一言点破了长安得而复失的原因：“刘裕灭姚秦，欲留长安经略西北，不果而归，而中原遂终于沦没。史称将佐思归,裕之饰说也。……夫裕欲归而急于篡，固其情已”。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夺，而无志于中原者，青泥既败，长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举”；他还将刘裕与曹操相比较，称其用人虽有不足，而“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显然也包括了对刘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吕思勉则认为刘裕急急篡位的说法只是史家附会王买德的话说：“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邑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迳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心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在正月十四日（应为十五），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苟责者也。”

笔者认为，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关中的得而复失，根本的原因还是刘裕受限于东晋的实力以及北魏对东晋的牵制，因此他不可能坚守长安，更不可能统一北方。换句话讲，不是刘裕不想成就统一的大业，而是当时南北统一的条件还未具备，时机尚不成熟。其后，北魏统一了北方，再后隋统一了全国，才真正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从这一点来看，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可以算作一支插曲，它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轮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而大统一的进程中，把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